重慶文化介紹：

巴渝文化

   巴渝文化是長江上游最富有鮮明個性的民族文化之一。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，它是指巴族和巴國在歷史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。

   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間，大自然的熏陶與險惡的環境，煉就了巴人頑強、勇猛和驃悍的性格。重慶男兒熱情似火而又堅韌豪邁，女兒柔情似水而又英氣勃勃。

川劇

   川劇是巴渝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，歷史悠久，保存了不少優秀的傳統劇目和豐富的樂曲與精湛的表演藝術。

   四川曾經流行外省的昆腔、高腔、胡琴腔（皮黃）、彈戲和四川民間燈戲，由于這五種聲腔藝術經常同臺演出，日久逐漸形成共同的風格，清末時統稱“川戲”，后改稱“川劇”。

    川劇中的“變臉”、“噴火”、“水袖”等絕活獨樹一幟，再加上寫意的動作，川劇為世人所喜愛并遠涉重洋傳遍世界。川劇名戲《白蛇傳、金山寺》更是在國內外流傳甚廣。

川江號子

   重慶至巫山這段千里川江上，航道彎曲狹窄，明礁暗石林立，急流險灘無數。舊社會江上船只多靠人力推撓或拉纖航行，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的江上集體勞動，只有用號子來統一指揮。因此，在滾滾川江上，產生了許多歌詠船工生活的水上歌謠——川江號子。

   川江號子高亢、豪邁而有力，在峽江之中久久回蕩，它起著在行船中統一搖櫓扳動作和調劑船工急緩情緒的作用。現在，川江號子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碼頭文化

   重慶歷來是長江上游水路交通樞紐，江邊碼頭林立，商船穿梭頻繁，旅人來往如鯽。蜀中、中國西南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城市文化在這里都有交融，加上重慶自己獨特的市井文化，形成了碼頭文化。

   重慶的碼頭文化主要包括袍哥文化和茶館文化。袍哥文化是指哥老會、天地會、袍哥會等民間秘密結社內部的江湖義氣對城市文化的那部分影響。

   此外，蜀繡、龍門陣、重慶方言、川菜等，也可視為巴渝文化的代表。正是由于這些獨特的巴渝文化，鑄就了重慶這塊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蘊。

陪都文化

   隨著抗日戰爭爆發，日軍于1938年10月占領廣州、武漢，國民政府從南京撤至重慶，并將之定為“陪都”，實為“戰時首都”，重慶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外交中心。

   抗戰時期的重慶，同美國的華盛頓、英國的倫敦、前蘇聯的莫斯科一起被列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大歷史名城，也是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臺。7年中，留下諸多遺跡、軼事，使陪都遺跡成為重慶今天獨特的人文景觀。

   據不完全統計，重慶大大小小的陪都遺跡有近400處之多，隨著重慶大規模建設的開展，有些已不復存在，現存有代表性的遺跡主要有兩類，一是蔣介石、宋美齡等要人的官邸、舊居；二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在渝留下的紀念地，如重慶談判、簽訂雙十協定的舊址。

   位于重慶南山上的黃山蔣介石官邸，是保存最完整和相對集中的一處舊居遺址。國共和談期間，中共領袖毛澤東、中共代表周恩來、王若飛等赴渝談判，現存談判舊址以紅巖村、曾家巖50號、桂園、《新華日報》舊址等為代表，其中的桂園原為國民黨張治中將軍居所，在重慶談判期間主動讓給來渝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居住，1945年10月10日，國共和談的《會談紀要》就在桂園的客廳里簽訂。

   抗戰時期，隨著國民政府遷渝，重慶成了內遷工業、學校的集中地，今天重慶許多大企業前身，都是當年南遷的企業。此外，大批有志于民族復興、抗日救亡的青年學子紛至沓來，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、學者來渝執教，眾多文化藝術界名流也來渝工作定居，諸如郭沫若、柳亞子、馬寅初、陶行知、梁漱溟、徐悲鴻、老舍等，使陪都文化興盛一時，重慶成為了當時四川省的文化教育中心。而學府云集的重慶文化區沙坪壩成為當時大后方著名的"文化壩"，現在重慶大學校園里還保留著國立中央大學的舊址。

紅巖精神

   1948年，在國民黨的統治下，中國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。解放戰爭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前推進，反革命的最后堡壘重慶處于全面包圍之中，盤踞在這里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垂死的掙扎，而被關押在“中美合作所”集中營里的共產黨員，則同他們展開了一場勝利前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搏斗。從渣滓洞到白公館，震撼人心的獄中斗爭、城市地下黨的活動，以及農村的武裝斗爭，向我們詮釋了紅巖精神的堅毅不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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